上海新加坡AEIS考试培训浅谈新加坡的福利住房能否跟上时代变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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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当时很自由，可以漫步在广阔的土地上。”侯顺发(Chuck Hio Soon Huat，音译)说。他坐在桌旁喝着咖啡：“我们自己做玩具，爬树，在河里走，打鸟，摘水果。”

　　侯顺发和他的朋友兼前同事林振喜(Lam Chun See，音译)一起回忆过去。

　　他们聊天的美食广场在设计上和新加坡众多的熟食中心差不多，但更有人情味，开在现代的购物广场里，彩色遮阳篷已经褪了色。

　　他们记忆中的新加坡，与这个以干净街道、时尚建筑和高端商场闻名的当代城邦完全不同。

　　他们聊起在甘榜(kampong，又名kampung)长大的经历，这种传统村落里都是锌顶木屋，大多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。

　　如今，甘榜在新加坡几乎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摩天大楼，也是全球最雄心勃勃，也是最成功的公共住房项目之一。

　　“少说话，多做事”

　　1920年，英国人最先开始建造公共房屋。但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的韩明光(Han Ming Guang，音译)说，真正的变化是在1959年。

　　“当时领导人希望将新加坡现代化，因此有必要重新开发一些重要地区。”他说。

　　1961年甘榜的一场大火导致数千人无家可归，政府对肮脏拥挤的生活条件愈发担忧，加速了公共房屋项目。

　　1960年，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成立，并在三年内兴建了31,000多套组屋。在“少说话，多做事”这一雄心勃勃的口号之下，成千上万的人从甘榜搬进了组屋，但民众反响不一。

　　“有些人很高兴，”韩明光说。“这些人过去的生活空间狭小，或是要跟别人合住，没有电，也没有现代化的卫生设施。搬进组屋对他们来说是天赐良机。”

　　但另一些人则不满强制搬迁。“他们把我们赶了出去。”66岁的林振喜说。他把在甘榜的日子写成了博客，名为《早上好，昨天》(Good Morning Yesterday)。

　　侯顺发当时的心情则不一样。“我一点儿也不难过，也许那会儿太年轻了。我觉得搬到组屋更好，因为更加干净便捷。”

　　组屋最初只供出租，但在前任总理李光耀的推动下，居者有其屋很快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。

　　经过几十年的密集建设，现在新加坡的23个城镇共有100多万套组屋。1960年，只有9%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住房，如今接近80%，超过90%的组屋居民买下了房子。

　　有订单才会建新房，售价均低于市场价格，但要等上至少3、4年才能入住，不过低收入家庭也可以获得大量租房补贴。最新数据显示，组屋数量占新加坡住房总量的73%。

　　阿萨里(Safura Ashari)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，八年前离婚后入行，专帮客户寻找组屋。

　　她今年40岁，住在新加坡东部巴西立地区的组屋。道路两边是一座座整齐划一的高楼大厦，还有熙熙攘攘的美食广场、商店、诊所、宠物医院和杂货店。尽管下着雨，外面仍然有很多居民，很有生活气息。

　　阿萨里说这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社区。“我不锁门，我想要认识邻居们，” 她说。“我那一层有印度人、中国人、菲律宾人，我是马来人。我们所有节日都庆祝——开斋节、圣诞节、排灯节。”

　　种族的多样性并非巧合，每一栋公共住房都必须严格按照配额分给不同种族的人。新加坡政府1989年开始实施种族融合政策，旨在维持组屋内种族混合，前任总理李光耀认为这样可以防止社区“分裂和彼此疏远”。

　　让社区相联

　　53岁的谭进梦(Tan Jin Meng，音译)拥有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公共政策硕士学位，他对新加坡住房政策的审视更为全面。关于新加坡不平等问题的辩论日益激烈，他指出，提供公共住房是“非常重要的社会福利”。

　　他也对未来感到担忧。尽管组屋住宅区旨在鼓励邻里关系，但老年人正越来越孤独。

　　阿萨里说她选择住在巴西立地区是因为这里有花园、健身区、篮球场、四个操场，还有尊巴舞和羽毛球等活动。这样的设计特色鼓励人们走到一起，但谭进梦认为，年轻一代的心态不同了，甘榜精神正在消亡。

　　“我们不是特别喜欢社交的民族，”他说。“我们倾向于自我封闭，所以政府非常关注民众与外界的接触情况，让他们参与活动。”

　　谭进梦还认为，未来的几代人比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，收入更高，孩子更少，可能对住房有不同要求。

　　所有组屋都有99年的租期。一旦到期，政府可以将房屋收回。

　　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，第一批租约到期后会发生什么是一个热议话题。

　　人们常说，在新加坡，求婚时问的不是“你愿意嫁给我吗?”

　　而是“想一起有套房吗?”

　　29岁的胡女士(Angela Oh)在2012年和现在的丈夫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新组屋，今年才搬进来。政策允许恋人先登记上名字，但必须在新公寓建成前结婚。

　　她表示：“按订单建造的组屋工期太长，真的会破坏求婚的快乐，因为婚姻变得实际。如果你在等房期间分手，钱有损失，而且一年内不能再申请组屋。”

　　胡女士在组屋长大，她说她和丈夫“乐意永远把这间公寓当成自己的家”。但她也说，她这一代的想法与父辈不同。

　　“我们的父母可能认为，一套组屋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，”她说。

　　“我们这代人考虑的不仅仅是有个栖身之所……世界公民的身份重新定义了我们对家，以及家在哪里的看法。”

　　对于像林振喜和侯顺发这样的前甘榜居民来说，过去总是有吸引力的。

　　“大自然就在门阶前，”林振喜说。“在这里，门阶是什么?组屋里就没有门阶!”他笑着说。“但错不在组屋，这是城市化的问题。”

　　侯顺发点了点头。“这是进步的代价，”他说。“但我很高兴能有所贡献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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